在這之前，媒體報道過很多引發社會同情和體制探討的醫療“公案”。如北京市民廖丹本身是位低收入者，為了給農村戶口的妻子做“尿毒癥透析”，找人偽造了醫院的收費章，在隨后的4年時間里，共騙取醫院治療費17.2萬余元。受審時，廖丹聲稱“所做一切只為讓妻子能先不死”。 “刻章救妻”經媒體曝光從私案成為公案后，甚至也讓“受害方”醫院深表對“詐騙方”的同情；社會各界紛紛捐款并迅速幫廖丹還清債務，多余的錢他則表示要捐給公益機構。

　　而在上海，筆者和幾位醫院及醫療保險主管在討論這一案例時，甚至無法說清這是 “悲劇”、“喜劇”還是“鬧劇”。我們當時所達成的共識是：媒體頻繁報道個案不是“萬能藥方”，中國確實需要在醫保領域實施破冰式的全局性改革了。社會學家在農村的調研結論也告訴我們：現在農民收入增加了，得小病一般不會動搖家庭的經濟根基；可一旦得大病，就會讓大部分家庭迅速因病致貧、因病返貧。正因為如此，不少農民得了大病，尤其是癌癥等疑難雜癥后，首先想到的就是不拖累家屬、不拖跨家庭經濟，往往選擇干脆不醫，甚至“一死了之”。

　　這種局面，不是得病的農民腦子糊涂造成的，而是醫療宏觀政策設計者缺少清晰思路所致。去年7月19日，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領導小組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強調，大病保障是衡量一個國家醫療保障水平的重要標準，要下決心抓緊把大病醫保納入全民醫保范圍。同時，經濟發展積累的物質力量也將決心轉化為信心。任何改革都需要公共財力加大投入，建立大病保障制度以大幅削減群眾醫療費用負擔更是如此。在衛生部發布“政策紅利”的同時，國家稅務總局也公布了2012年全國稅收的成績單。數據顯示，就是在全球經濟景氣尚未恢復和我國陸續落實結構性減稅政策的條件下，去年全國稅收收入完成110740億元，比 2011年增長 11.2%、增收11175億元。這也表明，我國仍然處在經濟穩步增長的發展區間，正是實施社會保障改革的機遇期。

　　毫無疑問，中國發展的薄弱環節在農村。今后即使大量人口轉移到中小城鎮，農村仍然是未轉移人口和返鄉人口安家立命的基本社區。將基本社區打造成安居的樂土，必然涉及保障體系的完善及與經濟發展相匹配的能力提升。而今，肺癌、胃癌等最容易導致“傾家蕩產”的重癥全部納入大病保障體系，就讓農民看到了“病有所醫”的光明前景。這一光明前景，從機制上是通過新農合來實現的；而新農合也就是農民的醫療保險，具有明顯的中國特色和時代特征。醫改以來，國家在推行新農合的同時，也在逐漸加大保障的力度。如2013年，農民的人均籌資標準為340元，其中280元由各級政府來補助；由此測算顯示出今年新農合資金的總盤子里，可以給農民報銷的醫療費用就有2700多億元。

　　同時，醫改重點向大病保障體系轉移、新增投入向家庭貧困的農民傾斜，還有助于化解農村社會矛盾、舒緩弱勢群體消極心態。特別是癌癥醫療費用報銷納入大病保障體系，不僅直接解開了患癌農民的心結，也解除了患癌農民家屬的后顧之憂。更加科學的政策設計有利于實現政策設計的理想境界，也只有這樣，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才不會有任何盲區。（轉自解放網-新聞晨報）